引言

当国家专业化生产它们有比较优势的商品时，总产量会增加。在专业化分工下，每个生产商最终都只生产一种商品，在我们的模型中，美国生产小麦，中国生产T恤。如果美国人不想没衣服穿，中国人不想饿死，它们之间必须进行贸易。假设中国和美国同意用亿蒲式耳小麦交易75亿件T恤。因此，最终每个国家不仅拥有像之前一样多的小麦，而且T恤的数量还比之前多25亿件。当专业生产商交换物品和服务时发生了这种结果的改善，就被称为贸易收益。

在进行贸易之前，美国和中国都不可能消费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外的任何商品组合。在两个专业化生产商进行交易之后，每个国家的消费水平都增加到一个以前无法达到的水平。在开放贸易后，如果美国和中国消费的小麦数量都和之前一样，那么它们消费的T恤数量就能增加万件。来自中美贸易的收益是平均分布的，美国多获得了25亿件T恤，中国多获得了25亿件T恤。

在现实中，收益的分布不一定是平均的；收益没有必要在每个人之间平均分布。如果中国额外获得了40亿件T恤，美国额外获得了10亿件（反之亦然），这两个国家的福利仍将比单独生产时的福利更好。总体来说，只要两国在生产一种产品时的机会成本不同，就存在贸易的空间，它们的交易价格介于两国的机会成本之间。在我们的例子中，中国和美国愿意交易T恤的价格必须介于中国生产T恤的机会成本和美国生产T恤的机会成本之间。

如果中国是专业化生产T恤的国家，它收取的价格不能大于美国的机会成本。如果中国收取的价格大于美国的机会成本，美国只会自己生产T恤。相反，中国收取的价格必须涵盖其生产T恤的机会成本，否则它将不愿意进行贸易。思考驱使人们进行交易的欲望是什么。相比于自给自足，当人们专业化分工并进行贸易时，每个人都能获得更多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因此，贸易可以完全由自利驱动。

正如美国受益于与中国的贸易（尽管美国可能在生产小麦和T恤上都有绝对优势），一位有经验的工人或大公司也能受益于与一个缺乏经验的员工或一个小的专业公司进行的贸易。例如，当比尔·盖茨（BillGates）是微软的首席执行官时，他可能会雇用一位IT助手为他的电脑修复漏洞，即使他自己可以修得更快。比方说，比尔可以在一个小时内修复漏洞，但是他每从微软公司的运营上分心一个小时，公司的利润就会下降美元。

IT助手一个小时只赚50美元，所以即使助手需要两到三倍的时间来修复漏洞，比尔雇用他仍然是值得的，这样比尔就能将自己的时间用于提高微软的生产力。比尔在修复电脑漏洞上有绝对优势，但他的机会成本是损失的利润，这就意味着IT助手拥有比较优势（比尔的比较优势是运营微软公司）。通过专业化分工，最终每个人的情况都会变得更好。尽管能从专业化分工和贸易中受益，并非每个人都认为在任何情形下这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这让我们回到了第四个问题：为什么其他人尚未这样做呢？

一些人认为值得因为各种原因而放弃贸易收益。阅读以下你怎么认为专栏，了解几个例子。你怎么认为　自给自足是一种美德吗？为什么美国应该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呢？如果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明天都将要消失，美国可能会设法满足自己的所有需求。美国有足够肥沃的土地、自然资源、人和生产力。事实上，许多观察者觉得美国人认为自给自足是一种文化特质。

根据你现在对专业化和贸易收益的了解，你如何看待交换的价值与自给自足的价值？经济学家倾向于支持自由国际贸易，他们认为，贸易使两国的经济福利更好。然而，也有一些严肃的且有价值的反对观点。下面是一些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自给自足的原因。民族遗产（nationalheritage）　很多人认为，当一个国家失去了它的民族企业或者把一个历史上很重要的产业（例如，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外包出去时，就已经触犯了底线。当一个国家失去了这些产业时，也就失去了它的文化吗？

安全，有些人担心，当本国依赖另一个国家供给重要商品时，如果与这个国家发生了战争，那么该贸易就会削弱本国实力。依赖其他国家供给食品安全吗？或是这种依赖会造成安全风险吗？比如依赖另一个国家供给钢铁、铀或油，又会怎样呢？质量控制和道德规范　当货物是从其他国家进口时，该进口产品的生产标准比国产商品的生产标准更难控制。一些人认为国际贸易会损害消费者安全和环境法规，或者会有助于形成那种在美国被视为不道德的或非法的劳动条件。

你怎么认为？1.你同意这些反对自由贸易的观点吗？为什么？在什么时候自给自足会比贸易收益更有价值呢？2.贸易和自给自足之间的选择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呢？是否存在一个折中的方法能同时解决这两者各自的问题呢？随时间变化的比较优势，生产可能性和贸易的简化模型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人现在从中国购买T恤。但我们在开始指出，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年前，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销售T恤。为了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改变，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模型应用于比较优势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这些变化引起了不同国家经济和贸易模式的重大变化。工业革命开始时，英国引领着世界服装制造业。在19世纪，美国通过新技术（导致更高的生产率）和廉价劳动力（导致生产成本降低）抢占了比较优势。渐渐地，服装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从美国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40%的棉制品是在日本生产的，来自农村的日本工人愿意在很低的工资水平上进行长时间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服装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那里的工资水平比日本的工资水平更低。

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纺织行业转移到了中国内地，当时数以百万计的年轻女性离开农田，出来工作，她们的工资水平比中国香港地区的工资水平低90%。这个行业及其提供的工作岗位的渐进式重新布局有利的一面是：最终高薪工作取代低薪工作，同时这些国家也经历了大幅度的经济增长。在服装生产上失去比较优势，起初这听起来像是一件坏事。

但是从我们的模型可以知道，你不可能在失去一件事的比较优势的同时，而没有获得另一件事的比较优势。随着每个国家的工人都越来越擅长从事那些比服装业工资更高的行业（比如汽车制造、电脑编程或提供金融服务），服装制造业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制造服装的机会成本增加了，服装生产的比较优势转移到了另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人不善于从事更高工资的行业，因此他们愿意在纺织厂工作且仅赚取较低的工资。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当国家在服装生产上失去了比较优势，这并不是一个失败的表现，而是成功的标志。过去的纺织品生产商，像英国、美国、日本和韩国，与过去是服装制造业中心的时候相比，它们现在都更加富裕。然而，这些变化在当时可能没有看起来或感觉上那么成功，特别是对那些看着本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流失海外的纺织厂工人而言。因为公司可以“外包”那些在其他国家能更廉价完成的工作，今天在其他行业也出现了同样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