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师古在《汉书》卷五七上《司马相如传》下注曰：“近代之读相如赋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竞为音说，致失本真，徐广、邹诞生、诸诠之、陈（国）武之属是也。今依班书旧文为正，于彼数家，并无取焉。”颜注这段话至少提供给我们以下信息：（1）司马相如作品在唐以及唐前流传甚广，注者甚多。（2）但在学习、研究相如作品时，也给原作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如“改易文字”“致失本真”。（3）颜以为，此前的《史记》注家，如徐广、邹诞生、诸诠之、陈国武等虽曾注释过相如赋，但因质量不高，有“失真”之弊，故弃之不用。（4）颜注《汉书》，择善而从，赋文取班固旧文，而注释则多依张揖、郭璞等旧注。颜氏的说法、做法，我们在阅读《汉书》所载《天子游猎赋》时得到了充分印证。又《文选》李善注中，虽于《子虚》《上林赋》（即《史》《汉》之《天子游猎赋》，《文选》将其一分为二，据其内容，亦可称《子虚上林赋》）下明确标明是郭璞旧注，但细读就会发现，李善所取，并不主于郭璞一家，而于张揖、司马彪等人旧注亦多有取。正如清代徐攀凤所说：“篇中胪列注家凡十余人，不得专题郭璞。”因此，问题随之产生：即唐前，至少在颜师古和李善之前，到底有多少人为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作过注释？这些注者是谁？他们的注释成果怎样？各具什么特点？在学术史上又有何意义？等等。对于注者问题，踪凡《汉赋研究史论》和郭晓明《司马相如接受史》曾有论及，但着眼于司马相如的全部作品，非专门针对《子虚上林赋》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专就以上问题展开讨论。
一、旧注勾索
由于《子虚上林赋》被分别著录于《史记》《汉书》和《文选》中。因此，我们的勾索工作，便沿这三部书的注展开。
先看《史记》三家注。
1.裴骃《史记集解》注《子虚上林赋》时引用了5家旧注，分别是：韦昭、郭璞、徐广、吕静、《汉书音义》。这里，有两个情况需予说明：
（1）关于《汉书音义》的作者。裴骃说莫知姓名者。《史记集解序》：“《汉书音义》称臣瓒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瓒曰’。又都无姓名者，但云《汉书音义》。”可见，裴骃是将佚名的旧注，统称为《汉书音义》。而以《史》《汉》《文选》注对读，裴所引《汉书音义》的内容，又多与颜、李所引张揖注的内容吻合。如《子虚赋》“岑岩参差，日月蔽亏”条下，裴引《汉书音义》曰：“高山壅蔽，日月亏缺半见。”这条解释，颜、李均指实为是张揖注。又《上林赋》“曳明月之珠旗”等处，也是同样的情况。但又不全如此。如《子虚赋》：“碝石碔砆”条，裴骃“案：《汉书音义》曰：碝石出鴈门，武夫出长沙也”。《汉书》颜注引张揖曰：“皆石之次玉者。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武夫，赤地白采，葱茏白黑不分。”《文选》李善注引张揖曰：“碝石、碔砆，皆石之次玉者。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碔砆，赤地白采，葱茏白黑不分。”显然，这里的《汉书音义》与“张揖曰”的内容不一一对应。因此，司马贞说：“《汉书》注此卷多不题注者姓名，解者云是张揖，亦兼有余人也。”这“兼有余人”的说法较为融通。但为方便计，我们暂归之于张揖名下。
（2）吕静，在《集解》中只出现了一次。即《子虚》“右夏服之劲箭”条下，裴引“吕静曰：步叉谓之服也”。据《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书》，吕静曾撰《韵集》一部。《隋志》载：“《韵集》六卷，晋安复令吕静撰。”另据《魏书·江氏传》：“（吕）忱弟静别放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征、羽各为一篇。”又，《隋书·潘徽传》：“末有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判清浊，才分宫羽，而全无引据，过份浅局，诗赋所须，卒难为用。”可见，吕静《韵集》是仿李登的《声类》而作，属音韵学专书，非为注解史书或赋文而著，因此，可将其排除在我们的统计范围之内。
如上，则《集解》实际引用的《子虚上林》旧注有4家：张揖、韦昭、郭璞、徐广。
2.司马贞《史记索隐》注《子虚上林》引用的先唐旧注有24家：服虔、应劭、伏俨、郑氏、李奇、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司马彪、郭璞、徐广、邹诞生、褚诠（即褚诠之）、裴骃、姚氏、顾氏、小颜、李善、乐产。
这里，也有几点说明：
（1）《索隐》引用的《说文》、李巡《尔雅注》、李彤《字指》等小学类著作，皆不在旧注统计范围内。（2）据程金造先生《史记索隐引书考实》，《索隐》所谓“乐产”，当是“乐彦”之误。因“黄本、王本及张守约（笔者注：即张守节，讳节为约）句读本皆作乐彦，《通鉴》胡三省注引小司马《索隐》亦作乐彦”，故“疑产为误字”，而以“彦”为是。乐彦曾撰《汉书注》。（3）《索隐》所称小颜是指颜师古，以区别于其叔父颜游秦。验之《旧唐书》，师古本传称“叔父游秦……撰《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学者所称，后师古注《汉书》，亦多取其义耳”。即此。（4）《索隐》所称姚氏指姚察。据《考实》，姚察曾纂《汉书训纂》三十卷。（5）顾氏指顾胤，曾撰《汉书古今集义》二十卷。六、郑氏指郑德。郑德为魏人，曾撰《汉书注》，其书久佚。
于上可见，《索隐》所取旧注范围既广，内容也最为驳杂。不仅引用了颜氏弃之不用的徐广、邹诞生、褚诠之等注，而且还广取颜师古、李善等唐人的新近研究成果，可谓广采众览，得失互见。
3.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用的先唐旧注有10家：服虔、李奇、文颖、张揖、如淳、韦昭、司马彪、郭璞、张晏、小颜。
按：《正义》所称“张云”“颜云”，经笔者将《史》《汉》逐一比对，发现《正义》所称“颜”即《索隐》所称之“小颜”，是颜师古；而其所称之“张”，实是张揖的省称。因此，《史记正义》所引的先唐旧注实际是9家。
再看《汉书》颜师古注。颜注《子虚上林》所引用的先唐旧注有13家：服虔、应劭、伏俨、郑氏、李奇、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晋灼、郭璞。
按：这13家旧注均在《汉书叙例》所列23家“诸家注释”范围内。至于郑氏，《汉书叙例》称：“晋灼《音义》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瓒《集解》辄云郑德。既无所据，今依晋灼但称郑氏耳。”说明与《史记索隐》所引郑氏为一人。
再看《文选》李善注。共引用《子虚上林赋》的旧注16家：服虔、应劭、伏俨、李奇、邓展、文颖、宋均、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司马彪、郭璞。
按：李善未取郑氏注，而多邓展、宋均、韦昭、司马彪四家。故实际比颜师古注多引３家，为16家旧注。
另外，还有两家值得我们注意：陈国武和萧该。陈国武“音说”，虽被颜师古讥为“失本真”，并弃之不用，但却从反面正好说明了陈是“近代之读相如赋者”，陈注是专门注解过司马相如赋的古注。据吴承仕先生《经典释文序录疏证》，陈有《司马相如赋音》一部，但因其人生卒年岁不详，其作的真实面目也难考知。但不管怎样，将陈注算作一家先唐旧注，该是毫无疑义的。而萧该，我们知道，他是精通《汉书》和《文选》的专家，曾撰《汉书音义》和《文选音义》，章怀太子注《后汉书》时，曾见引用。但他的注释成果未见颜、李在注《子虚上林赋》时有所引用，因而，我们不便算作一家，但其曾经做过的工作，是不容否定的。
经过以上勾索，我们可得《史》《汉》《文选》注中征引的《子虚上林》先唐古注为27家：服虔、应劭、伏俨、郑德、李奇、邓展、文颖、宋均、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司马彪、郭璞、徐广、邹诞生、褚诠之、陈国武、裴骃、姚察、顾胤、颜师古、李善、乐彦。去掉颜、李，实际为25家。
二、诸注略说
这25家先唐古注，情况又各自不同。大致说来，他们分属４个不同的注释系统：因注《史记》而注者；因注《汉书》而注者；还有一类特殊情况，即是专门注释司马相如作品者。下面分开来论。
（一）因《史记》而注者，3家
第一家，徐广《史记音义》。徐广注是目前所存最早的《史记》注。据《晋书》本传，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人。“世好学，至广尤为精纯，百家数术无不研览。谢玄为兖州，辟从事。谯王恬为镇北，补参军。孝武世，除秘书郎，典校秘书省。增置省职，转员外散骑侍郎，仍领校书。”徐广家学渊博，又曾典校秘书，于“百家数术无不研览”，号为“精纯”。曾撰《晋纪》46卷，又撰《答礼问》行于世，《隋志》并见著录。
但其注《史记》，为《音义》，本传和《隋志》均未载，可能是已散入裴骃《史记集解》的缘故。王鸣盛说：“考《宋书》五十五卷徐广本传……叙述颇详，并不言广注《史记》，《晋书》八十二卷本传、《南史》三十三卷本传并同，盖偶然漏略，诸传沿袭不补。”王氏说法值得商榷。因为如果说《晋书》本传是“偶然漏略”的话，那么《宋书》和《南史》也都“漏略”就显非偶然了。而史传漏载的原因，我们或可从裴骃《史记集解序》中找到答案。据裴《序》，其集解《史记》，正依徐广《史记音义》而来。“故中散大夫东莞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粗有所发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可见，“增演徐氏”是裴骃选择性吸收、批判式继承徐广《史记音义》的具体操作方法。再结合其“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来看，大概就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从《子虚上林赋》的注文来看，裴骃往往于“徐广曰”的后面增加按语，这也好印证了其增演徐氏、“以徐为本”的说法。
至于徐注特点，裴骃说是“研核众本”“具列异同”，司马贞说是：“宋中散大夫徐广作《音义》十三卷，唯记诸家本异同，于义少有解释。”今从《索隐》保存徐注来看，徐广确曾在当时的得书条件下记载了六朝时期的《史记》异本，对校正今本《史记》之讹具有重要价值，为恢复《史记》原貌提供了一定的根据。而其于文义则少有解释。
第二家，裴骃《集解》。如上论列，此不赘。第三家，邹诞生《史记音义》。邹《音义》虽被颜师古讥为“竞为音说，致失本真”，但在司马贞《史记索隐》中仍然被引用了75处，见也不能一概否认其价值。从《子虚上林赋》注中保存的情形看，司马贞就对其取肯定态度。如：
1.“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句，对于“犴”的音释，《索隐》曰：“应劭音颜，韦昭一音岸。邹诞生音苦奸反，协音，是。”可见，对于这一个字，应劭、韦昭、邹诞生注音各不相同，而在对比、分析三家释音后，司马贞认为“犴”当读苦奸反，协音，取邹注为是。
2.“（鸟葴）鴜鵁鸬”句，“鸟葴”字，《集解》：“徐广曰：‘（鸟葴）音斟。水鸟也。鴜音斯。鳼音火交反。’骃案：《汉书音义》曰‘（鸟葴）鴜，苍黑色’。”《索隐》曰：“葴鴜。张揖云：‘葴鴜似鱼虎而苍黑’。邹诞本作‘鸱鴜’也。”徐广、裴骃《汉书音义》均作“鸟葴”，张揖作“葴鴜”，邹诞生作“鸱鴜”，司马贞取张揖说，但又列诞生说于后，可见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或者，这也正是颜师古所说的“致失本真”的一例。
关于邹诞生生活的年代，《史记索隐序》称：“南齐轻车录事邹诞生亦作《音义》三卷。”而《隋志》著录《史记音义》三卷，称“梁轻车录事参军邹诞生撰”。知其大概生活于南朝的齐、梁之际。
（二）因《汉书》而注者，17家
其中的13家，我们可据《汉书叙例》，略知其情况：
1.服虔字子慎，荥阳人，后汉尚书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祗，后定名虔。）
2.应劭字仲援，（一字仲援，一字仲远。）汝南南顿人，后汉萧令，御史营令，泰山太守。
3.伏俨字景宏，琅邪人。
4.郑氏，晋灼《音义》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瓒
《集解》辄云郑德。既无所据，今依晋灼但称郑氏耳。
5.李奇，南阳人。
6.邓展、南阳人，魏建安中为奋威将军，封高乐乡侯。
7.文颖字叔良，南阳人，后汉末荆州从事，魏建安中为甘陵府丞。
8.苏林字孝友，陈留外黄人，魏给事中领秘书监，散骑常侍，永安卫尉，太中大夫，黄初中迁博士，封安成亭侯。
9.张晏字子博，中山人。
10.如淳，冯翊人，魏陈郡丞。
11.孟康字公休，安平广宗人，魏散骑常侍，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勃海太守，给事中，散骑侍郎，中书令，后转为监，封广陵亭侯。
12.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吴朝尚书郎，太史令，中书郎，博士祭酒，中书仆射，封高陵亭侯。
13.晋灼，河南人，晋尚书郎。
另有４家：宋均、姚察、顾胤、乐彦。根据程金造先生的研究，他们的注解成果可分别考实为：服虔《汉书音训》；应劭《汉书集解音义》；伏俨、郑德、李奇、邓展、文颖、苏林、张晏、如淳、乐彦等《汉书注》；孟康、韦昭《汉书音义》；晋灼《汉书集注》；姚察《汉书训纂》；顾胤《汉书古今集义》。
只有宋均注，程先生未予考实，可能的原因是《索隐》未引用到宋均注。但《文选》李善注和《汉书》颜师古注均有征引。对此，周洪才先生作过专门的研究，可参。
（三）因司马相如作品而注者，5家
张揖、司马彪、郭璞、褚诠之、陈国武5人，是目前所见专门注解司马相如作品的注家。其中，张揖生活的年代最早。而且，我们注意到，无论《史》《汉》还是《文选》注，均曾大量引用过张揖注，被引频次仅次于郭璞注。因此，先了解张揖及其注释情况。
据颜师古《汉书叙例》，张揖是魏太和间（—）博士，曾专门注解过《汉书·司马相如传》。《汉书叙例》曰：“张揖字稚让……魏太和中为博士（止解《司马相如传》一卷）。”“止解《司马相如传》一卷”几个字颇可注意，因为这关涉到张揖注解内容的范围和定名问题。
第一，按颜师古的说法，张揖并未全注《汉书》，而是只注解了《司马相如传》，注解成果亦仅一卷。因此，我们以为其注当名《司马相如传注》为妥。
第二，《文选》李善注和司马贞《史记索隐》，都曾吸收、引用张揖成果。但《索隐》引用时只称“张揖云”或“张揖曰”，未指明其著作名称，此其不严谨处。李善注《文选》虽比《索隐》严谨，但从李善引用的称谓来看，又较繁琐、复杂。需稍加辨析。从李善注看，其引张揖旧注，或称“张揖《子虚赋注》”、或称“张揖《上林赋注》”、或称“张揖《汉书注》”、又或径称“张揖曰”。“张揖曰”的情况较多，但观其内容，不出《司马相如传》内容。故胡克家《文选考异》于《四子讲德论》“故美玉蕴于碔砆”条下加案语说：“（李善）引‘张揖曰’者，《子虚赋注》也。”是胡氏以为此处李善所引“张揖曰”的内容，出其《子虚赋注》，与上面第一种情况相同。
李善引张揖旧注，情况大体如上。从以上４种引书称谓看，其实又可归纳为两种：《司马相如传注》和《汉书注》。因为无论《子虚赋注》《上林赋注》还是“张揖曰”，均属《司马相如传》的范围，因此，我们可将其并称为《司马相如传注》。至于“张揖《汉书注》”，则是溢出了张揖注释的实际范围，如此称谓，似有不妥。
第三，程金造先生《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于“张揖《汉书注》”下曾详列《索隐》引用张揖注文，共71条，其中69条出自《司马相如列传》。另外两条，一条出《屈原贾生列传》注所引，程氏标明“此《子虚赋》注”。另外一条出《袁盎晁错列传》，以“恐簷瓦墮中人”释“坐不垂堂”。而“坐不垂堂”，爰盎和司马相如均曾引用。司马相如《谏猎书》“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张揖曰：“畏櫩瓦堕中人也。”虽文字稍有差别，但《索隐》引张揖注司马相如《谏猎书》的内容是确定无疑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能得出张揖之注《汉书》，实仅《司马相如传》一卷的结论。
综合上述三条，本文以为对于张揖的注释成果，当以《司马相如传注》为妥，不能以《汉书注》概言之。而对于其学术地位，目前似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张揖是魏人，同时也是著名的训诂专家，他专挑《司马相如传》进行单独注解，在学术史上当有其独特意义。尤其在司马相如作品的研究史上，当具一定地位。可以说，张揖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专为《司马相如传》作注的学者，而其注释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首部专为司马相如作品作注的学术成果。
张揖之外，第二位专为《子虚上林赋》作注的学者是司马彪。司马彪字绍统，乃西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据《晋书》本传，司马彪为当时著名学者，曾为《庄子》作注，作《九州春秋》《续汉书》以及“条（谯周）《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其注《子虚上林赋》，本传也漏载。但从《史记》和《文选》注的引用情况来看，司马彪确曾为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作过注释。如《文选》卷三四枚乘《七发》“杂裾垂髾，目窕心与”句，李善注引“司马彪《子虚赋注》曰：髾，燕尾也”。卷一班固《西都赋》“辇路经营，修除飞阁”句，李善引“司马彪《上林赋注》曰：除，楼陛也”。卷四张衡《南都赋》“苏?紫姜”，李善引“司马彪《上林赋注》曰：紫姜，紫色之姜也”。这些都是李善具体引用司马彪《子虚上林赋注》的具体例证。另外，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卷四著录有司马彪《子虚上林赋注》，这又可看作司马彪《子虚上林赋注》乃先唐旧注的旁证。
由于司马彪的注释内容仅涉《子虚上林赋》，因而如上所述，称其为《子虚上林赋注》较为妥当。这使司马彪成了专门就《子虚上林赋》作注的学者，此其独特处。至于其历史意义和学术地位，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但还不宜过于拔高。杨继承《司马彪著述考辨》称：“在同一句的注释下，司马彪的注总是最先被引用，由此可以推断，李善所见《子虚上林赋》注当以司马彪本为最早。”似有不妥。（1）从实际情况看，司马彪注并不总列每句注文的第一位。（2）从本文考述看，目前可知，颜、李所引最早为司马相如作品，包括《子虚上林赋》作注的实是张揖，而非司马彪。（3）颜师古注《汉书》而不取司马彪注，原因为何？是他未见，还是司马彪注也在他所认为的“失真”之列，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总之，从李善和司马贞引用司马彪注的实际情形看，司马彪确曾为《子虚上林赋》作过专门的注释。但可能正因为其只注此赋，内容过于简短，未成一篇独立结构，不是一部独立著作，因而流传起来较易散失。只被李善和司马贞有选择地引用过，故对其评价也当持审慎态度。
除了以上两家，汉唐之际，曾专门注解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又最为学者所称道的，当数郭璞注。李善注《文选》，在不多的几家旧注中选取郭注便是明证。另外，颜注《汉书》和《史记》三家注也对郭注均有吸收，可以见出各家对郭注的重视。
比较来看，郭注《子虚上林赋》的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端：
第一，从注释范围看，郭注少于张揖注而又多于司马彪注，换句话说，是在二者之间。《汉书叙例》称：“郭璞字景纯，河东人，晋赠弘农太守。（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又其本传称，“璞……注释《尔雅》……及《楚辞》《子虚上林赋》数十万言，皆传于世”。从《史》《汉》《文选》注所引郭璞注文来看，确与《叙例》与本传合。也就是说，他只对《汉书·司马相如传》中的《子虚上林赋》及其以前的部分进行了注释。而这部分内容，正是司马相如由赋知名以及其作品的精华所在。郭璞选取这部分内容进行注释，对于我们了解该赋的创作背景以及赋文内容，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第二，从流传形式看，郭注可能曾经别本单行，名为《子虚上林赋注》。《隋书·经籍志》“总集”下著录“杂赋注本三卷。梁有郭璞注《子虚上林赋》一卷，薛综注张衡《二京赋》二卷……徐爰注《射雉赋》一卷，亡。”这条史料说明：一方面，郭璞《子虚上林赋注》在萧梁时期曾单独以“一卷”的形式留存。可惜到了隋唐之际，这个本子已遭亡佚，被后人编入了一本名为“杂赋注”的集子里，李善注《文选》，或取资于此。另一方面，唐以前人对郭注的称谓可能是《子虚上林赋注》。如李善注《文选》时就常称“郭璞《上林赋注》”。但到了清代，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卷二罗列《注引群书目录》时，改称《汉书音义》，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中又称为《汉书·司马相如传注》，这些称谓既不统一，也不符合郭注的实际内容。笔者以为称郭璞《子虚上林赋注》较为妥贴。
第三，再从质量上看，郭注可能后出转精，优于张揖注和司马彪注。首先从时间上说，郭璞晚于张揖和司马彪，具备吸取前人的注释成果、后出转精的条件。再从能力上看，郭璞是两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训诂学家，好古文奇字，也具备注解《子虚上林赋》，并最终成为优秀注解成果的能力。李善等人择善而从，郭注因此成为各家注《子虚上林》时优先选用的对象。
总之，郭注是目前所见保存最多、质量最精的《子虚上林》先唐旧注。
最后看褚诠之和陈国武。这两家是专为《子虚上林赋》注音的旧注。其中，陈注已如上述。褚诠之注则在《史记索隐》中被引用过一次。《子虚赋》“名曰云梦”条，《索隐》曰：“褚诠音亡栋反，又音莫风反。”这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唯一一条褚诠之旧注，虽只字片言，但相对来说，又显得尤其珍贵。关于褚诠之其人其作，《隋书·经籍志》集部著录有“《百赋音》十卷，宋御史褚诠之撰”。由此知褚大概生活于南朝宋代，而其作便也“盛行于齐、梁、陈、隋之世矣”。另据吴承仕先生的考察，褚氏之《百赋音》，古来有引作《上林赋音》者，有引作《灵光殿赋音》者，“盖总称‘百赋’，而引者或分别言之耳”。从这个角度看，褚诠之《百赋音》，又可看作是专为《子虚上林赋》注音的专著。
综上，张揖、司马彪、郭璞、褚诠之、陈国武等人，或注音，或释义，均对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作过专门性注解。这些注释成果或可称为《司马相如传注》，或可称为《子虚上林赋注》，又或可称为《司马相如赋音》，是我们理解司马相如赋的桥梁和纽带，为我们走近作者、品读作品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因此，这５家旧注在所有旧注中，显得弥足珍贵。
三、学术价值
经过整理《子虚上林赋》的先唐古注，隐约可以看出汉唐之际学者们对这篇赋作的研究与重视情况。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是因注史书而注，还是专门注释，可见这些古注都已经经典化为我们理解《子虚上林》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料。尤其是上文梳理出的五家专门注释，对于学术界争论已久的《子虚》《上林》的分篇与定名问题，或许还能提供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
《子虚上林赋》在《史记》和《汉书》中并未分篇，马、班题作《天子游猎赋》，萧统编《文选》，分为两篇，冠以《子虚赋》和《上林赋》的篇目。因此，自宋代以来，就有人批评萧统的这一作法，如王观国《学林》卷七“古赋题”称：“司马相如《子虚赋》中虽言上林之事，然首尾贯通一意，皆《子虚赋》也。未尝有《上林赋》，而昭明太子编《文选》，乃析其半，自‘亡是公听然而笑’为始，以为《上林赋》，误矣！”认为萧统分篇错误，定名也错误。但经过我们对于汉唐间古注的整理，可见，在萧统以前，已经有张揖、司马彪、郭璞等人对《子虚上林赋》进行过专门的注释，已经将其从司马相如的传中抽离了出来，成为单独流传的版本。这样的改动，会不会影响到该赋的分篇与定名呢？
这里举三条材料：
1.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西京杂记》）
2.《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同说游猎，而《叔畋》《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抱朴子·钧世》）
3.杂赋注本三卷。梁有郭璞注《子虚上林赋》一卷……亡。”（《隋书·经籍志》）
按：郭璞是晋人。《西京杂记》的作者，若以刘歆说靠不住，也当“以葛洪所造为近似”，葛洪也是晋人。那么，这两位晋朝人或已分别以《上林》《子虚赋》命名，或合称为《子虚上林赋》，这样的称谓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在笔者看来，至少从这三条材料看，在两晋时期，史书中的《天子游猎赋》已经被改称为《子虚上林赋》，或已被分别命名为《子虚赋》和《上林赋》。而不止一家如此称呼，又可见其已是当时人对该赋的普遍称谓。
再从旧注的流传情况看，从魏张揖开始，就有将《子虚上林》从《史记》《汉书》中抽离出来单独注释的情况。既已单独抽离，则后面便跟着单独流传，又在流传的过程中，融入了其他的集子。《隋志》所载郭璞旧注，被人编入“杂赋注”，便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根据本文对《子虚上林赋》旧注的整理，大胆假设一下该赋的传播过程呢？两汉时期，其被分别著录于《史记》和《汉书》，称为《天子游猎赋》，由于研究、注释、整理者不多，没有分篇的问题。到魏晋间，出现了单独注释司马相如传及其赋作的学者，如张揖专门注释《司马相如传》，司马彪专门注释《子虚上林赋》，郭璞注的则是《司马相如传》中《子虚上林赋》之前的部分，这样就形成了不同内容、不同注释的版本，各自单独流传。从称谓看，晋人一般已不称其为《天子游猎赋》，而代之以《子虚上林赋》，或《子虚赋》《上林赋》。至萧统编《文选》，他便径依前人作法，将《子虚上林赋》分别著录，名之为《子虚赋》和《上林赋》。因此，通过《子虚上林赋》的先唐旧注看其分篇与定名，责任似乎并不在萧统。
作者简介：齐清仙，南开大学文学院级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
文//来自于《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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