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千年看广州港明清时期,广州港和十

广州,一个两千多年的历史古城,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广州港伴随着城市的发展逐步壮大,其历史始于秦汉,兴盛于唐宋,转变于明清,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发展的新时期。如今的广州港,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位居全国沿海港口第四,全球沿海港口第五位,历经千年长盛繁荣。港口的兴盛与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今天,我们继续推出系列报道:细叙海上丝绸之路历史,讲述广州港口发展历程,以历史启开新篇,以历史洞察未来……

广州港和十三行海丝商贸的扩展

年,国际罕见、国内唯一的巨幅外销油画——《广州港全景图》在一个半世纪后从海外完好无损地“回家”,永久入藏广东省博物馆。这一堪称清代珠江版“清明上河图”的油画,描绘了从沙面、十三行商馆区、海珠炮台直至大沙头附近的东水炮台一带珠江北岸的广阔风景,图中所绘各类船只达三百余艘,集中展现了珠江上海外贸易繁忙的景象,这是当时广州海上贸易极其繁荣的缩影。

(请横屏观看广州港全景图)

(图片来源:广东博物馆)

明清时期,朝廷都一度采取了严厉的海禁,不久后即重视开放与进行海上丝路的商贸活动。虽然受到海禁的影响,但广州港仍然是全国第一外贸大港。

明朝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和怀远驿

明初洪武三年(年),朝廷设广东市舶司于广州,管理朝贡事宜。被允许朝贡的国家有真腊、苏门答腊、锡兰、暹罗、占城、渤泥、古里、古麻刺、爪哇、柯支、满刺加等国。朝贡国使者上京,大多要经广州。贡品外的其余货物,就在市舶司所在地互市出卖。

从永乐元年(年)起,市舶司都由朝廷内臣主管,并设怀远驿于广州西关十七甫蚬子步,建房舍间,以招待来住的贡使。郑和下西洋后,外国贡使争先朝贡,“宝货充溢于库”,朝廷允许民间承领出卖。稍后又改行对外国货船抽税,允许所有外货自由出卖,民间贸易因而频繁。

自洪武三年起,泉州已从国际外贸大港降为只接纳琉球贡使的小港,明中叶以后(年)泉州市舶司被迁到福州.到嘉靖元年(年)明政府撤消福州、宁波两市舶司,只保留广州市舶司,实行严厉的海禁,泉州港再也没有恢复其活力。

(明朝供外国贡使和商人居住的怀远驿)

明朝取消海禁,外贸活动繁荣专业市场兴起

到隆庆元年(年)朝廷取消海禁后,欧洲各国开始觊觎中国之富饶——这极大地刺激了西方强人纷纷东来冒险,于是有澳门开埠并很快形成为新的国际贸易中心。广州的丝路贸易在此国内外形势影响下,除有活跃之朝贡贸易外,海上的私人外贸活动也骤然呈现出繁盛景象。这两者一起促成了明代广州商业区的不断扩大,专业市场也随之蓬勃兴起,而令海上丝路之外贸活动显得十分兴旺。

广州旧有的城区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商业活动场所,进行修建、扩建过多次。到明中叶再次扩建城区时,广州城内的政治及市肆中心已在卖麻街至晏公街一带。这里并排有都督府治,镇海、竹栏、油栏等城门,外省商帮会馆也林立此处。诗人孙蕡在《广州歌》中曾留下了赞美当时广州商埠情景的诗篇:“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长城百雉白云里,城下一带春江水。啊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生动地描绘了广州海舶云集、商业繁荣的景观。

明朝的海上贸易

明朝在实施海禁期间主要是以贡舶贸易为主,商舶贸易视为走私。贡舶贸易是以“朝贡”和“回赠”形式进行的一种特殊贸易。从明太祖洪武年间至明成祖永乐年间,柬埔寨遣使达13次之多,曾有一次带来方物大象59只,香斤。明朝政府回赠的商货瓷器1.9万件,织金文绮32匹。马来半岛上的满刺加(今马六甲)于永乐三年()至正德三年(),先后有26次派遣使节前来朝贡。永乐九年至宣德七年()的22年间,满刺加有3位国王先后5次来中国访问,而明朝政府于永元乐年至成化十七年()的近80年间,先后有7次派遣使者到满刺加进行友好访问,将大量的丝织品、瓷器、麝香、大黄等商货输往满刺加。

(明朝专门接待外国贡使船只的官方码头)

明朝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除保留了通过南海、马六甲海峡,进抵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等地的原航路外,还进一步地更向全球性扩展。自明正德十二年(年),广州开辟了中国远抵北欧的新贸易航线。万历三年(年)正式开通了,广州-马尼拉-北美之墨西哥的海上航线。

明代出口商品以丝、瓷为主,丝织占首位。原因是明代工部管辖的针工局、织染所、文思院、王恭厂等机构,都是织造丝锦的。广州丝绸外销,已由历来的东南亚地区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发展到经澳门出口到欧洲各国、经菲律宾出口到墨西哥等美洲国家。明代的陶瓷业是第二大手工业,当时流行彩瓷,尤其是青花,瓷胎较前细腻,属近代瓷胎;釉质较前纯净,色料讲究,是难得的精品。

(万历年间广州经澳门出口日本货物列表)

清代的海上贸易

清初实行了更严格的海禁,至康熙二十二年(年)正式解除为止历近40年,这期问广州的对外贸易通过澳门进行,才不致中断。清朝期间经历港口的变迁,设立海关和十三行贸易。

港口的变迁

黄埔古港取代了扶胥港,成为外国商舶停留与泊靠的场所。清代的黄埔港,位于黄埔洲(今广州海珠区黄埔村)与琵琶洲(今琶洲塔周围)一带水域。它东连虎门,西距当时的广州三十里,水面宽阔,是木帆船时代的一个优良港口。该港作为中外商船之停泊地始于宋代。到明万历二十六年(年),当局在琵琶洲上建九层望海塔,指引着中外船只航行。自清康熙二十四年(年)设立粤海关以后,外国商船驶入黄埔港停泊之数量不断增加;雍正二年(年)则明确规定:来粤贸易的外船一律停泊于黄埔港。到清政府限定广州一口通商以后,黄埔港便真正成为全国唯一的中西贸易大港口。

清政府在此过程中,在健全广州外贸体制之同时,还逐步加强了黄埔港的管理。如朝廷明文规定:“凡载洋货物入口之外国商船……必须下锚黄埔(港)”,“于黄埔地方启其所带炮位,然后交易”。据史料记载,年至年(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二十二年)共72年间,外国来华商船艘,锚泊驶过古黄埔港进入中国的就有艘。古黄埔港最昌盛时,同时锚泊的外国商船达6个国家86艘之多。从对外贸易出口总额看,古黄埔港也占有绝对比例,以年为例,古黄埔港达到万元,占全国出口总额近一半。

(乾隆关于广州一口通商的上谕)

清政府设立海关

自清康熙二十二年(年)清朝统治者镇压了郑成功以后,才于康熙二十四年下令“开海贸易”,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附近)4个通商口岸,允许外商到这4个口岸自由通商。并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来管理来往商船和征收赋税。清政府于各海关设立正副监督各1人,制订各种关税则例,统一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务。各海关直属户部,不受地方行政管辖,监督直接向皇帝和户部负责。并规定“督抚以外的其他官吏无权干预关务”。4个海关中,粤海关最为重要,它是清代管理对外贸易的重要机构。到乾隆22年(年)封闭了江、浙、闽三个海关,独留粤海关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

(康熙年制的粤海关)

(粤海关官员在丈量货船)

清朝正式确立“行商制”

明朝时期,就已经有经官方特许而专门从事跨国贸易—与“夷人”作交易的中间商人(牙商),粤人也称之为“揽头”。他们实为后来行商之前身。最先充当牙商的13家商号:“广人五行,泉人五行,徽人三行”,这就是十三行的由来。清朝于17世纪80年代在广州确立行商制时,据屈大均说是“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

十三行对外的正式名称,叫做“外洋会馆”。外洋会馆其所设的行商数以雍乾年间为最盛,各行商之数量时多时少,“据专家考证,年时是16家,年只有4家,年(乾隆元年)是20家,年是26家。”

外洋会馆诸行商在丝路商贸中,担负着以下5项任务:“包揽外商运来的商品;代缴关税和各种现租;代替外国(人)购买各种出口物资;对外商一切活动负责保证监督之;代替政府向外商传达政令,及办理一切交涉事宜。”

(广州十三行)清代广州外洋会馆之各行商,集中在今西至杉木栏路、南至珠江边的一片区域;其南部设有“十三夷馆”,以取代明朝所设的怀远驿,作为外商们进行营业与居住之所。在外洋会馆垄断广州对外商贸的时期里,其行内外樯桅林立,彩旗飞扬,从广州输往各国之丝、茶、瓷等物众多,而外舶运来的各类商品也源源不断—中外间的商贸交易在这里长盛不衰。不少外洋会馆的行商们富甲一方,对此,屈大均所写的《广州竹枝词》有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行商有足够财力经营自家园林)

清朝海外贸易

清代的海外航线在明朝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海外交通又拓展了两条中美贸易航线。乾隆四十九年(年)初,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出发后,横渡大西洋,绕道好望角,经印度洋……巽他海峡、澳门,于8月28日到达广州黄埔港——它前后在海上航行了6个月,行程达1.3万英里。该船开始了中美间的直接贸易——其此次载有多吨货品来华销售,而购回中国的大批土特产,“其中红茶担,绿茶担,瓷器担,丝绸匹”,还有香料、漆器、牙雕、花布等物品。据说“这次对华贸投资共12万美元,获利3.07万美元。”

(“中国皇后号”启航驶向广州)

年6月,瑞典“哥德堡号”商船抵达广州。此时,中国正处乾隆五年,所谓“康乾盛世”,外国商船的贸易空间巨大,所以,5年之内,“哥德堡号”先后三次远航广州,成为瑞典的明星级商船,但它最有名的中国航行是第三次。

年1月11日,第三次来广州的“哥德堡号”从黄埔港启程返国,船上装载着大约吨的中国物品,价值约合2.5亿瑞典银币。8个月后,“哥德堡号”终于航行到哥德堡港,大约再航行米,离开哥德堡30个月的船员们就可以上岸回家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哥德堡号”突然触礁,这艘有19张帆的大船就沉入了海底。

原本是来欢迎归航的人们,迅速转换角色组成打捞队,大家最后从船上捞起30吨茶叶、80匹丝绸和大量瓷器。这些东西后来在市场上拍卖,所得不仅支付了“哥德堡号”东方之行的全部成本,而且,还获利14%。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的“哥德堡号”船模)

年7月18日,瑞典仿古商船“哥德堡号”在航行9个多月后,顺利停靠在广州南沙港,续写了多年前由商贸往来开始的中瑞友谊。

鸦片战争后的广州港

年第一次雅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宁波和福州五处为通商口岸,以及割让香港予英国。广州的外贸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从年签定《南京条约》后至年,广州港的对外贸易逐步走下坡路,中心地位渐见削弱;二是从年起,广州作为全国第一外贸大港的地位为上海所取代,对外贸易的中心从此转移到上海。

广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是开放和创新并存,经济和文化相融合。通过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将航线从东南亚拓展至欧洲、非洲和美洲,其他国家的船舶纷纷来华进行贸易,可谓门庭若市。自唐朝设立市舶司制度开始,延续千年,并得到改进和完善,各项促进海外贸易的政策使得港口更加繁荣。藩坊和藩学的设立,各国朝使来华,朝廷派官员出使各国,科学技术文化在此间相互交流。

古丝之路的精神一代代传承,广州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间节点,“一带一路”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在此交汇,抢抓大机遇,焕发新活力是发展所需。广州港将以科技创新为新动力,实施强基础、拓网络、调结构、精服务、促整合、优管理六大发展举措,以更加创新的思维、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加严实的作风,推动促进集团高质量发展全面上新水平,全力服务广州国际航运枢纽建设,为广州老城市出新出彩添一份力量。

之三(完结)

特别鸣谢广东博物馆、粤海关博物馆

策划:张敏敏

图文整理:朱俊坤

编辑:谷俐欣

校对:柯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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