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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欢迎来到清华五道口《国际贸易争端》课堂，我是鞠建东。

年6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联合早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说新加坡现在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新加坡在安全方面依赖于美国，希望靠美国去维护亚洲的安全秩序，但是新加坡在经济上，又依赖于中国市场，这两头，谁也离不开。

现在中美贸易出现了争端，美国跟其他国家抱团，在贸易、投资、技术、金融等领域，试图与中国脱钩，而且，也要求新加坡站队；再加上年这场所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冲击，新加坡现在是左右为难，把自己塞进夹缝之中了。

其实除了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这些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都有这种左右为难的感觉。

上一讲我们谈到，亚洲的经贸格局，一直处在碎片化的状态下，而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亚洲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经贸秩序，来结束混乱的局面。

怎么建立一个理想的秩序呢？在我看来，其中一个有效的方案，叫“亚洲共同体”。

那么，为什么亚洲必须重建自己的秩序？什么是“亚洲共同体”？为什么它能结束亚洲经贸的混乱状态？我们又怎么来实现“亚洲共同体”呢？

这一讲，通过回答这四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探讨“亚洲共同体”能否给亚洲带来一个理想的经贸秩序。

为什么亚洲必须重建自己的秩序？

上一讲，我们谈到亚洲的经济结构是一个“轮轴—辐条”的结构，你可以想象一个自行车轮子，中国就是这个轮子的轮轴，亚洲其他国家就像是辐条，为什么呢？因为年中国在整个亚洲的GDP里的占比已经超过了50%，毫无疑问，中国的市场是亚洲最大的市场，如果没有中国来主导和推动，亚洲的秩序是难以建立的，没有秩序，亚洲就会始终处于一种碎片化、低效率的治理模式中。

亚洲是不是一直处于经贸失序的状态？当然不是，年之前，亚洲的经济秩序实际上是以美日为主导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亚洲的经贸格局，是一种“雁行模式”。

当时的亚洲经济秩序，很明显，日本在亚洲是领先的，日本和美国又处于一种盟国的状态，那么美日就像是领飞的大雁，其他的像是亚洲四小龙，包括印度、中国这些新兴经济体，就像是大雁飞行队伍里两侧的翅膀。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年，都是这个“雁行模式”。

但自从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亚洲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本质性的改变。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是日本的3倍还多，那么，过去的“雁行模式”，显然就行不通了。因为日本这只“头雁”，你的实力不行了，你还怎么在雁群里当领队呢？

所以，亚洲的经济结构和亚洲的治理体系，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出现了不匹配、不相适应的矛盾，光从这一点来说，亚洲重新建立自己的新秩序，就非常有必要了。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看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矛盾是有所缓和的。

第二，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亚洲乃至全球，都需要修复、重建秩序。我们都知道，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已经无力主导全球秩序，本来就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年的新冠疫情，又加剧了混乱。

这种秩序上的混乱，危不危险呢？当然危险。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总结年全球大萧条的时候，提出过，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所以演变成一场持续了10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这种全球秩序的混乱。

为了防止年这样的悲剧重演，亚洲迫切地需要来建立一个新的、合理的秩序，而且，亚洲秩序的建立，实际上也是全球新秩序建立的重要基础。

第三，新冠疫情推动了区域价值链的重构。上一讲我们说到，很多地区，像是欧盟、美加墨，建立了自己的区域贸易秩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区域价值链，比如美洲价值链、欧洲价值链。这次受疫情的冲击，全球贸易大幅萎缩，但这些区域内的价值链，却是越来越紧密了。

所以我们会看到，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美国的制造业正在向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转移；包括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正在积极推动制造业向东欧、土耳其这些欧洲周边的国家来转移，说白了——这些国家也希望更多地进入亚洲的价值链，这样他们才能从中分到更多好处。

第四，美国在贸易、技术和人员流动等方面“去中国化”的速度明显加快。年第一季度，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总额，下降了将近20%，但与此同时，美国对于中国以外的国家，比如日本、德国和韩国的进口份额，却一直是保持平稳的，而对墨西哥、加拿大的进口份额，还出现了上升。

这还没完，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安全审查和出口管制也一天比一天严，新冠疫情以后，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入境美国，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果不抓紧时间重建亚洲秩序，美国这种“去中国化”的做法，将会给整个亚洲经济带来震荡。

第五，美国在有步骤地推进所谓“巨型自由贸易协定”。“巨型自由贸易协定”是从当时奥巴马时代的TPP，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开始的，当时一共包括12个国家，后来美国退群了，但是日本接下来推动的CPTPP，也就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却生效了。日本试图成为亚太价值链的核心国家，美国也是一直在背后支持它。

同时，日本和欧洲成立了自贸区，美国也成立了美加墨自贸易区，这么一看，潜在的风险就来了——今年的美国大选以后，假如美国提出重返CPTPP，加入这个“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那么日本这些国家肯定是欢迎的，然后美国又去找欧洲，他们哥俩儿去签一个某种形式的贸易协定，把欧洲和美国变成了自由贸易区，再加上美国手里本来就有美加墨自贸区，那么你拿着世界地图一看，美国把这个地球上的主要地区，都划拉得明明白白，它想在全球建立一个“去中国化”的巨型自贸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美国就算做得到“去中国化”，它却难以做到“去亚洲化”。因为亚洲太大了，同时它是全球最活跃，也是增长最迅速的市场，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在经济和政治上“去亚洲化”，那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看，从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来看，重建一个亚洲的贸易秩序，都可以说是迫在眉睫的。

“亚洲共同体”为什么能奏效？

好，我们光说重建亚洲秩序很重要，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秩序，才适合亚洲现在的状况呢？答案是：“亚洲共同体”。

“亚洲共同体”这个概念，并不是我首先提出来的，它是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新加坡时提出来的。当时，他首先提出了一个叫做“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一年之后，又在日本和东盟的特别首脑会议上，发表宣言确立了建立“亚洲共同体”的目标。

当然，日本提出“亚洲共同体”的目标，肯定是打算让自己当领头的大雁，继续用“雁行模式”来建立亚洲的治理体系。

到了年，当时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他是一位对中国比较友好的日本首相，他在与中国、韩国接触的时候，就多次非常积极地提出，要建设这个“亚洲共同体”，而且当时日本也提出来，希望把“亚洲共同体”定位为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第三极。同时，在年的10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也敲定了要共建“亚洲共同体”，作为三个国家未来合作的方向。

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对不对？但是，就在关键时刻，“亚洲共同体”的进展，突然就停滞了。为什么呢？

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一个是美国不同意，为什么？因为美国只想扶持日本当自己在亚洲的小弟，可日本想要在亚洲当老大，挑战美国的主导权，那美国当然不同意；

二是中国也不太积极，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日本所构想的这样一个“亚洲共同体”，摆明了是以日本为主导的，那中国当然是不会太积极的。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年以后，亚洲地区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变成了主导国家，如果现在来建设一个“亚洲共同体”，它的核心，自然应该是中国，所以，中国的态度，会积极起来；同时，从年年底到年，疫情的防控和经济的复苏，又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让东亚、东南亚的这些国家，都愿意向前迈一步。

所以，在我看来，现在是一个推动、建立“亚洲共同体”的好时机。

除此之外，在我看来，“亚洲共同体”的建立，还具备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第一，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基本态势：

第二，亚洲区域内的价值链的分工不断加强，形成了内循环。比如说，韩国和日本的工厂，会大量地使用中国的零部件，同样，中国的工厂也会大量使用日本、韩国等生产的零部件，这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在亚洲区域里的内循环。

第三，亚洲的主要经济体，越来越依赖于中国，中国作为轴心国的位置，也已经形成。中国的市场规模已经和美国差不多，甚至很快就能超过美国了，亚洲的各个国家又非常依赖中国的市场，那么中国的市场实际上也成了亚洲国家最具吸引力的公共品，这就大有可为了。

你看，这三大条件已经到位了，而新冠疫情的发生，又使得亚洲国家更加迫切地意识到，大家需要携手深入合作，所以，我才会说，现在是建立“亚洲共同体”的一个很好的时机。

“亚洲共同体”能带来什么？

那么，“亚洲共同体”的建立，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第一，是包括零关税、零保护、零补贴在内的亚洲经贸规则和制度，这就消除了亚洲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了贸易成本。

第二，亚洲技术市场的建立。亚洲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比如，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等。建立统一的市场之后，这些国家之间就不能互相技术封锁了。那么就算美国要“去中国化”，要求日本不卖关键零部件给中国，但是只要日本加入共同体，它就不能不卖了，它得服从“亚洲共同体”的规则，这就有利于亚洲建立一个统一的技术市场。

第三，有利于亚洲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还记得我以前说过的那个“创新-规模”的双轮驱动模型吗？在创新时代，市场的规模决定了高科技行业的发展。如果“亚洲共同体”能建立，就能为亚洲地区的高科技行业提供一个巨大的市场，这就能有力地推动亚洲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这会让“亚洲共同体”所有的成员国都受益。

而且，像亚洲这么庞大的一个高科技产业市场，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和欧州各国，都无法忽视它，也就没人敢边缘化亚洲、包括中国的高科技公司了。这么看来，“亚洲共同体”的建立，反而很可能会降低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摩擦程度了。

“亚洲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好，说到这，你可能会问我，到底怎么来建设这个“亚洲共同体”，有什么样的路径可走？

亚洲市场这么大，建立一个共同体，当然不能一蹴而就。我觉得，至少得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步来走，才能把这个“亚洲共同体”，扎扎实实地建立起来。

第一步，短期目标，可以先成立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疫情当前，我们如果能建立一个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的基金，来采购和发放卫生抗疫的医疗设备，或者疫苗的研制等等，同时，提升亚洲国家之间的货运和通关的效率，对于疫情的抗击也是很有帮助的。

第二步，中期目标，那就是加强经济合作了。怎么做呢？就是把现有的亚洲自贸区、货币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就是亚投行等多边的合作平台，统统整合起来，建立一个类似于过去“欧洲共同体”的这样一种治理体系。

这就不仅仅是消除了贸易的壁垒，让生意更好做了，而且，大家的技术、人员、资本，也都能够比较自由地流通起来，这不就实现一个更加深度一体化的治理体系了吗？

最后一步，长期目标，是建立起类似于欧盟的治理体系，这就不仅是在经济上要融合发展了，在社会、政治、安全上也要形成一个共同的治理体系——到了这一步，整个亚洲，就能自上而下，形成一个更加稳固的共同体了。

刚才说的，都是不同阶段的目标，但是，推动这些目标落地，还需要一个明确的行动路径。不同的学者，对这个行动路径当然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是，“亚洲共同体”的推进，或许可以采取这样一个16个字的方案：

单边开放、双边谈判、先易后难、有序进入。

什么是单边开放？就是指中国首先单边开放中国市场，其他国家如果愿意成为“亚洲共同体”的成员，中国会首先把自己的制造业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投资等市场，向对方开放，这够有诚意了吧？但是，我们也有条件，作为一种交换，对方也需要保证，在未来也向“亚洲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国开放，只不过，时间的长度可以选择，比如你可以选择用5年时间开放，也可以选择用10年时间开放，更重要的是，你需要成为“亚洲共同体”的成员国。

许多国家对进入中国市场，当然是很有动力的，但是谈判本身也是有成本的。所以，我们不一定非要在一个大的平台上，跟一堆国家坐下来一起谈判，你一言我一语，这就乱了，而且时间成本也不可控。我们可以采取双边谈判嘛，说白了，就是跟谁看对眼了，咱们约出来私下里聊聊行不行？

还有，这个私下沟通，也得看对象。所以咱们得先易后难，有序进入。比如，我们先问问柬埔寨、老挝、新加坡，咱们聊聊看，愿不愿意成为“亚洲共同体”的成员。再去问问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看看你们是啥态度？如果这些国家都拿下来，那么印度尼西亚是不是就很着急？再接下来，越南是不是就该着急了，韩国是不是也着急了？就这么着，像滚雪球似的，一步一步滚动起来，那些一直站在外面观望的国家，观望的时间越长，它的成本就越高，到最后，日本早晚要坐不住，至于印度，我们就等一等吧。

当然，“亚洲共同体”的建立，还有其他的困难，我们不像欧盟那么一致，亚洲地区的这些国家，除了历史遗留问题以外，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上都有比较大的差异，这就给“亚洲共同体”的形成，带来了阻力。

不过，这些差异呢，我们也不用太悲观，谁说一个共同体就一定得坚持单一的价值体系呢？

我们完全可以试试看，在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上，来建设这个“亚洲共同体”。比如说，从这次疫情的抗击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东亚、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在集体主义方面都有相似的文化传统，比如说，中国、日本、新加坡、韩国，这次抗击疫情的效率都比较高，其实根本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都有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比如说政府让大家都戴口罩、在家隔离，那大家都会非常自觉自愿地来遵守，这是亚洲人骨子里的东西，但是，在美国这种推崇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家，就不一样了。这种文化上的相似性，给我们建立统一的亚洲价值观，提供了基础。

总结

今天这一讲，我们探讨了理想的亚洲经贸秩序，也就是“亚洲共同体”的建立。我们回顾了“亚洲共同体”的历史，也分析了它成立的条件和路径，在我看来，“亚洲共同体”的建立，不但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激活亚洲的市场、优化亚洲的治理体系，而且还有希望缓和中美的贸易争端。

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也给“亚洲共同体”的建立，带来了一个契机，我认为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契机，迅速推动“亚洲共同体”的建立，给整个亚洲的经贸和治理体系，都带来新的面貌。

来源：得到app鞠建东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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